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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的来历

A“三自会”的来历与历史真相
曾经在“大陆基督徒论坛”上,有人如此说到:
“如果说家庭教会是一个启蒙老师的话,三自教会就是大学老师了。”
对于这个“定性”,笔者发出两个疑问。第一,从“三自”的信仰实质看,“三自”连一个信仰的小学生都不是,那从何谈得上是大学老师呢?第二,很多人开口闭口的“三自教会”,请问,“三自”是教会吗?也带着这两个疑问,我们一起来了解“三自”到底是什么。

 

还是先看看这个“三自”的来历。
1949年,全国各地绝大多数基督徒都在考虑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教会在新的政权下将如何生存下去?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凡是处于政权转易之中的教会都会有如此的担忧,更何况是面对肆无忌惮的把无神论当作国家基石的政权。
种种的不安,焦虑,与困惑,并不是用强制的手段所能抚平的,于是,统战的方式被搬到了台面上。这是软性的“强制”,它既可以寻找机会由外向内渗透基督教,又可以在基督教中间炮制忠实于自己的“权威领袖”,然后,把这些领袖强加给中国基督教。
于是,历史从这里顿了顿脚,然后,开始纵向发展,并且计划着在中国教会中“深根建造”。
49年6月份(共和国建立前夕),吴耀宗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加了新政协筹备会议,该会议的目的之一就是推动并促成全国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宗教、新闻等人民团体的筹备工作。
同月,上海《大公报》以《基督教徒的觉醒》为标题,刊出了5位基督徒的来信,主要内容是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这在广大基督徒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不少人投书报纸发表自己的见解。
同年9月21至30日,吴耀宗、赵紫宸、邓裕志、张雪岩、刘良模 五人以基督教全国代表的身份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 ,明确规定了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吴耀宗表示,“我们宝贵这个自由,我们也决不辜负这个自由,或滥用这个自由。要尽我们的力量,把宗教里面腐恶的传统和 它过去与封建力量、帝国主义者的联系,根本铲除。”
在这五位代表中,除了赵紫宸当时在教会中具有一定的声望外,其余四人均属“无名小辈”,“都算不上是当时教会公认的第一线的领袖。” 那么,他们是如何被设立为“基督教全国代表”的呢?这当中似乎有很大文章,但无可否认的一个事实,他们是由共产党钦点出来的“代表”——“并非代表基督 教,而是代表中共所能接受的基督教。” 且看周恩来总理所说的一段话:
“我们对宗教界民主人士是以他们的民主人士身份去联合的。允许宗教信仰自由是一件事,邀请宗教界民主人士参加政协或各界代表会是另一件事,后者是以政治为标准的。”
后来,据刘良模回忆:
“那年8月,我在纽约收到周总理通过龚澎同志给我打来的电报,邀请我出席即将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另外,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其他三位宗教代表分别是:佛教2名,伊斯兰教1名,而当时信徒比基督教多出230万的天主教(官方统计:解放 前基督徒约70万)却没有一个代表。 可见,本次参与会议的代表并非是按信徒的人数占全国的百分比来确定的,出现这一现象是因为共产党在天主教中尚未找到一个支持共产党路线的忠实的拥护者。

在政协会议后,五位基督教代表为了提升自身在中国教会中的地位,然后跨越教会 原有的各种组织和架构,去推行一项新的签名运动,吴耀宗和刘良模便以政协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的身份,另邀中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基督教协进会、中 华基督教全国总会派代表,组成一个全国性的“基督教访问团”。
由于此访问团是由基督教的政协委员召集,故吴耀宗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团长。访问团于49年11月奔赴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华南5区,共18个城市 ,传达政协会议的经过和成就、中央人民政府有关宗教工作的政策,以及促进各地区教会领袖与政府当局的相互了解与合作。与其说是“访问团”,不如说是政策 “灌输团”。经过这样的来回访问,树立了五位“代表”在广大基督徒当中的影响力,在无形中建立“全国性”的权威,共产党在基督教中的努力终于达到了一定的 目标,并为以后要进行的各种所谓的革新埋下伏笔。
1950年4月,访问团抵达北京,21日在灯市口公理会召开座谈会,各地来京的与会者反映了不少当地的困难,希望访问团上有关部门反映。5月,周恩来总理 先后3次接见了他们,其间吴耀宗受众人委托,写就了《关于处理基督教问题的初步意见》,内容涉及肃清基督教中的帝国主义力量,实现宗教信仰自由,发还教会 房产,教会机构登记等问题,并提出各地干部侵扰教会的100多件个案,要求政府正视宗教问题的处理。
对于各地基督教受到侵扰的问题,周总理认为,基督教目前所存在的困难正反映了人民厌恶基督教,此与基督教同帝国主义在历史上的联系是分不开的;教会若不自己先消除此问题,面对的困难将无法解决。
吴耀宗也认为,“基督教同时代脱了节,基督教不但同时代脱了节,基督教并且产生了反时代的作用。”
总之,吴耀宗等在“周总理的启发下,在政协宗教组负责人陈其瑷同志的支持下,经过反覆讨论研究,认识到基督教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故不为人民所接受。所以,教会必须进行内部的改革”。
《关于处理基督教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的起草,正体现了吴耀宗对周总理的指导思想的反应,也是中国基督教界向新政权献上的一份效忠书。
为了使《初步意见》更加具有影响力,吴耀宗特地邀请了四十来位中国教会领袖以作共同发起人。而后,吴耀宗干脆把原来的文章名称改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 设中努力的途径》,简称《三自宣言》,并于7月28日,将《三自宣言》连同征求签名信寄给全国1000多位基督教领袖,为的是获得广大信徒的信任和支持。

《三自宣言》 全文如下:
三自宣言
基督教传到中国,已经有140多年的历史,在这100多年当中,它对中国的社会,曾经有过相当的贡献。但是,不幸得很,基督教传到中国不久以后,帝国主义 便在中国开始活动,又因为把基督教传到中国来的人们,主要都是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来的,基督教同帝国主义便在有意无意、有形无形之中发生了关系。 现在中国的革命胜利了,帝国主义对中国历史这一个空前的事实,是不会甘心的。它们一定要用尽千方百计,企图破坏这个既成的事实;它们也会利用基督教,去进 行挑拨离间,在中国制造反动力量的阴谋。为要提高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警惕,为要表示基督教在新中国中鲜明的政治立场 ,为要促成一个为中国人自己所主持的中国教会,为要指出全国的基督徒对新中国建设所应当负起的责任,我们发表了下面这个文件。我们愿意号召全国的基督徒, 为实现这个文件所提供的原则而努力。
                   总的任务
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在政府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为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基本方针
(一)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应以最大的努力及有效的方法,使教会群众清楚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所造成的罪恶,认识过去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的事实,肃清基督 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 警惕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以培养反动力量的阴谋 ,同时号召他们参加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的运动,并教育他们彻底了解及拥护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
(二)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应用有效的办法,培养一般信徒爱国民主的精神,和自尊自信的心理。中国基督教过去所倡导的自治、自养、自传的运动,已有相当成就,今后应在最短期内完成此项任务。同时提倡自我批评,在各种工作上实行检讨整理,精简节约,以达到基督教革新的目标。
                具体办法
(一)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凡仍仰赖外国人才与经济之协助者,应拟定具体计划,在最短期内,实现自力更生的目标。
(二)今后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在宗教工作方面,应注意基督教本质的深刻认识、宗派间的团结、领导人才的培养和教会制度的改进;在一般工作方面,应注重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教育,及劳动生产、认识时代、文娱活动、识字教育、医药卫生、儿童保育等为人民服务的工作。

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全文发表了《三自宣言》,以及第一批签名的1527名基督徒的名单,这在以后就成了“三自”运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献”, 而这一天也就被定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纪念日。
不过,面对《三自宣言》的签名运动,当时的确也受到教会内部不少人的反对。
基督教协进会于1950年10月在上海召开第十四届年会,会上有不少代表反对吴耀宗的签名运动,他们企图通过一份“告全国信徒书”来抵制签名运动的力量, 并且已推选出一个起草委员会来执笔草拟。“可是在当时‘三自革新宣言’的签名运动蓬勃开展的形势下,被派参加起草的几个人也有了戒心,不敢轻举妄动,每次 开会都推脱有事不来。参加年会的多数代表也已有了一定的觉悟,传教士策动的那个反革新的‘告全国信徒书’未能得逞”。请恕笔者愚昧,完全无法明白什么叫 “形势”,如何产生“戒心”、“觉悟”;明明在大会上同意了草拟“告全国信徒书”,并且被选入起草的小组,竟然会“不敢轻举妄动”、连会也不敢开。唯一可 能的解释是,政府已对协进会及教会领袖们施以重大的政治压力,迫使他们噤口、也不再有作为,好让路给要扶植起来的新领导层。会议结果通过支持三自革新宣 言,并选举吴耀宗为副主席。但事后协进会已再无功能了。

1950年11月,朝鲜战争爆发,战争导致了中国与美国在朝鲜半岛上的全面军 事对抗。并且,军事对抗的僵局,直接的影响了中国人在美国的财产与利益问题,中国政府为了报复美国,运用同样的手段,没收了美国在华的财产。然而,美国在 华的财产,绝大多数为教会所有,故此次争端直接牵涉到基督教。
抗美援朝对基督教的“三自革新”运动实际上起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中国政府正好可以利用朝鲜战争迫使基督教界作出抉择:是支持帝国主义呢,还是支持自己的政府?中国基督教界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后者。
同年12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六十五次会议公布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上海的全国性及地方性基督教机构廿六位负责人士发表宣言,拥护政务院的这一决定,从而奠定了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的基础。

1951年4月16至21日,中共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在北京西城教育部大礼堂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全国各地教会均派代表参加,共154人,其中包括与美国差会没有关系的聚会处的倪柝声、耶稣家庭的敬奠瀛。
特别要提的是,当时,倪柝声从上海来到了北京参加这个会议, 而且还拟了一个通知, 并由北京协和印刷局承印, 通知聚会处的信徒都要拥护“三自会”。
王明道对这件事曾有过这样的一段评论:
    “聚会处现在的举动跟他们平日所讲的完全不同。他们本来反对别的教会,说凡是有组识、有名称的教会都是宗派,并且说宗派都是罪恶,人人都当从那里面出来。 所以任何人一加入他们的团体,就必须立时跟自己的教会脱离关系。可是今天,倪先生似乎完全变了,他能跟公会的牧师们,甚至不信派,坐在一起开会。更令人不 解的是,他没有接受外国津贴,为什么要到北京来参加这个‘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呢?”
恰恰相反地是,王明道却坚决的拒绝了会议的邀请,他明确的说:“敝会堂从创立迄今,向未接受外国津贴,此项会议自不便参加”。
会议通过“对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处理办法”,所有接受美国经济支持的基督教团体必须登记,并尽快达成自养。会议又发表《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各团体代表 联合宣言》,较《三自宣言》更进一步的是,此宣言指出“帝国主义却一贯阴险地利用基督教来做它的侵略工具”。宣言的结论是,教会必须拥护政府的政策,积极 参与抗美援朝运动,拥护共同纲领及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由于宣言要求基督徒“协助政府检举潜伏在基督教中的反革命分子和败类,坚决揭穿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破坏三自运动的阴谋,积极展开各地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对帝国 主义分子和反革命败类的控诉 运动”。故教会内的控诉运动随即展开。大会首先控诉了传教士毕范宇(F. W. Price)、骆爱华(E.H.Lockwood)、中国教会领袖陈文渊、梁小初、顾仁恩、朱友渔等,指控他们与美国差会的关系。
会上颇为引人瞩目的,是一位从青岛来的姓王的代表,他控诉顾仁恩在青岛造谣和被捕的事。控诉完了,就问听众:“这样的人,该杀不该杀?”台下有一个人喊了一声:“该杀!”第二天人民日报上报道说:“台下一片怒吼:‘该杀!该杀!’”
    本次的控诉大会,成为日后全国控诉运动的样板。
会议还产生了基督教全国性统一的领导机构——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 ,选出吴耀宗为主席,刘良模为书记,他们正式成为中国教会的领导人,与会代表没有一个提出异议。
会后,刘良模先生若有所思的写到: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会。这个大会以前,是中国基督徒依赖着帝国主义发展的时代,也是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时代,这个大会以后,是我们中国信徒们发展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的时代,也是我们中国信徒们对祖国与世界和平能够有极大贡献的时代。
    在这个大会里,陆定一副主任的报告,使我们认识了祖国的可爱,与帝国主义的可恨。过去有很多基督徒不承认基督教与帝国主义有关系,现在大家如同大梦初醒, 恍然大悟。于是我们就动起手来,开始做从基督教里面挖出帝国主义老根的工作,我们就开始控诉潜伏在教会里面的帝国主义分子。在控诉中间,我们也就同时对自 己进行深刻的自我检讨。这是一个极痛苦的过程。有好几位同道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可是在大彻大悟以后,就觉得心里面的愉快是说不出来的。这就是我们基督教里 面所说的‘重生’的经验。
    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嘱咐,用控诉学习的方法,努力肃清教会内部帝国主义的影响,努力参加抗美援朝运动,努力建设三自教会。我们要洁净上帝的圣殿,并把主的教会建筑在坚固的盘石上。”

且说,“搞好传达、搞好控诉”不仅是中共提出的一项政治要求,这也成了当时 “三自”领导下的基督教的一个响亮的口号,一项正当的任务。在“三自”积极的推动下,全国各地的教会纷纷举行控诉大会,控诉传教士为“美帝国主义者”、中 国牧师为“教会败类”、“美帝国主义的特务”。这些控诉或真或假,或愚昧,或违心,自有当时的人知道。
1951年5月至8月,全国举行了控诉大会的共63处,是年年底增至108处(单计算规模较大的),其中以上海、南京、青岛等处较为成功。在控诉大会召开后,各地组成了“三自”分会,1951年年底共有170处。
经过这场摧毁性的控诉运动之后,牧师或是讲道人的讲道稿事先要经过审查,讲道附会政治运动,味同嚼蜡,各地信徒反映“三自”革新是“革掉信仰”。

1951年11月,上海开办了第一届“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干部学习班”,对信 徒的思想教育及改造藉此开始。然而,全国各地还是有许多人拒绝参加三自运动。当时北京有六十多个宗教团体,但有十一位教会或宗教团体的负责人拒绝参加三自 运动。他们拒绝参加的理由很简单:“我们早就是自治、自传、自养了,所以没有参加的必要”。这十一位代表是王明道 、袁相忱、毕永琴、王镇、彭宏亮、吴慕迦、王伟明、张周新、陈善理、吴文静、刘秀颖。
1953年8月,全国各地所有教牧人员几乎都要参加教牧人员学习班。

1954年,历经多年磨难、控诉和改组后,各地教会纷纷倒在了“三自”大旗之下,而“三自”在全国已经基本上掌握和巩固了它对各地教会的领导权。“三自”筹委会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继之而来的是召开全国会议,成立正式的“三自会”组织。
1954年7月22日至8月6日在北京灯市口公理会召开了“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共232位,他们都住在前门外的招待所。
吴耀宗在会上作了《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四年来的工作报告》 。吴耀宗指出,在全国各地参加签字的信徒人数已越过41万大关,接近全部信徒人数的一半,三自签名运动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吴耀宗还表示,为了消除教会内部 因“三自革新运动”名称引起的顾虑和误解,以及为了明确今后中国基督教反帝爱国的性质和任务,建议已成立的领导机构名称,由“三自革新”改为“三自爱 国”。
根据上述精神,新成立的基督教全国机构,就称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简章,选举产生了139位委员,吴耀宗当选全国“三自”主席。自此,“三自会”正式成立。
   
    从以上事实我们不难发现,“三自会”并不是教会,因此,凡习惯于称“三自会”为“三自教会”的人需要醒悟,如果你已经彻底的明白“三自”的来龙去脉,以后就请你放弃“三自教会”这个称呼,因为“三自”本不是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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