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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家庭教會分析

    早在上世纪初。不少宣教士已经明白到中国教会如果要健康发展,必须要走上一条自立的道路。邢福增博士说:“最早提出自立观念的,是美部会的安德生,他认为宣教工场的教会,必须自理,自养,自传(简称三自),才能有实质的增长;19世纪以后,三自的观念常在传教刊物中出现,被受多方面的讨论。”

    1949年后,中国教会出现了巨大转变,为数100万的基督徒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当时中国政府支持一些教会人士推动了“自治,自传,自养”的“三自”运动。如果单从字面上看,这次三自运动与20世纪初的三自运动似乎幷没有什么分别。但事实上,这两次的“三自”运动在性质上却是完全不一样的。1949年以后的“三自”运动,可以看作是政府把教会的力量转移成配合政府政策的一种方式。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成立宗旨是要“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基督徒,热爱祖国,遵守国家法令,坚持自治,自传,自养。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保卫三自爱国运动成果,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可以看见政治与宗教联合的意味比较浓厚,加上在它成立后的几年里,推动了控诉大会,政治学习,统一管理教会组织,重新解释基督教教义,以及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教会备受影响,教堂被封闭,公开福音工作被停止;无数的家庭教会在这时纷纷被建立,继续传扬福音的信息。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从此各走各的路,家庭教会在中国教会的发展中成为主流,甚至超越了政府认可的三自教会;至于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的关系,好象水火不相溶。

    家庭教会一般是指没有向政府登记聚会的信徒群体。从他们的登记问题,对三自教会的态度,及家庭教会信徒如何面对政府的拘捕,镇压,可反映出他们和政府的关系。

    家庭教会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登记派,中立派和抵制派。

    登记派对政府的态度比较正面,认为向政府登记可以得著政府的认可,期望教会活动有保障,可以合法地进行聚会。

    中立派一方面不受制于政府,不登记。另一方面,他们与一些比较开明,有较大自主程度的三自教会关系密切,幷且对政府的态度幷不完全消极,也承认三自教会的成就和贡献。

    拒绝派是在一些政治运动期间离开教会,或者是经歷过被迫害坐牢的信徒。他们认为三自教会不是纯正的教会,而且违反真理。因此坚持拒绝向政府登记,对三自教会抱有激烈反对的态度。

    由于家庭教会的聚会比较封闭,大多数为了安全而秘密聚会,幷且教会和教会之间很少沟通,甚至经常彼此攻击。从它的发展看,农村的家庭教会比较兴旺,而城市的家庭教会由于政府管制严,大多数都是小规模的进行聚会,只有少数像广州林献羔的家庭教会可以公开聚会。除此之外,更有一些家庭教会在城市和农村自办神学院,自己培训合适的工人,以应付庞大的人力需要。

    由于家庭教会蓬勃发展,结果对外造成了政府的高度“关注”,对内则是异端丛生,而教会之间又时常互相攻击。因此,河南,安徽几个家庭教会大系统的领袖,于1998年6月起草了一份以圣经为基础的信仰告白,宣告家庭教会在“属灵”上的自然合一,而非“组织”上的勉强结合,而且认同每位成员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份,共同承担在中国见证基督的使命。所以,大家决定不再彼此批评,反倒要分享各自的属灵恩赐,互相信任,互相帮助,借由落实合办同工培训及交换师资来实现会议的结论。从此,中国的家庭教会走上了比较合一的道路。但是当原来好像一盘散沙的家庭教会结合成一股庞大的力量后,他们面对政府的压力就更大了。

    中国家庭教会在风雨中成长,走到今天,究竟有什么新的动向和反省,以至能够再次迈步向前,得到更丰盛的发展?让我们来看看家庭教会当前的动向:

    随著城市时代的演进,现在在各大小城市出现了新兴的家庭教会,在其中信主的人已经不再局限于文化低,老人多,妇女多和收入少的百姓。我们以某个大城市的一些新兴家庭教会为例子,他们的特点是:教会的常规聚会分散在不同的聚会点;要求每次聚会不超过20人(因为这是团体的法定注册人数);教会成员大半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以35岁以下的青年为主。此外,从海外归来的学者更认同家庭教会,特别是认同这种以专业人士为主的城市家庭教会。

    这些新兴家庭教会的成立,意味著在三自教会及家庭教会之间多了一种新的教会模式,这将渐渐改变中国教会的生态。近几年来,许多中国教会的领袖担忧家庭教会和福音运动正面临停留不动,甚至衰退的局面,然而,城市家庭教会的掘起,不仅为家庭教会的发展空间开闢了一条新路,更将整个中国福音运动推向新的阶段。这类城市家庭教会的会众知识程度比较高,将会对神学产生影响,而他们本身也提供了回应这种要求的能力;而不再像过去的家庭教会只有强劲的灵命实践,却没有独特和强而有力的表达,可见城市的家庭教会正好补充了农村家庭教会的不足之处。

    家庭教会时常处于政教关系的紧张夹缝中,长时期受到政府的监视和打击,2004年8月出版的“凤凰周刊”这样分析:“中国宪法清楚地写著,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由于信教者越来越多,对于其中的分歧和争论,从大局来说,政府就不能不冷静对待了。”家庭教会在他们的刊物“道路”中作出了家庭教会的合法性讨论,他们认为:“家庭教会一直被政府视为非法,以逼迫相待,以致有些弟兄姊妹真以为自己是“非法”的。随著社会生活的日渐法制化,当公民权益受到损害时,每每要诉诸法律,我们也可以据理力争,维护基督徒的合法权益。”

    神州传播协会创办人远志明认为:今天中国政教关系的紧张,主要的问题是出于结构上的矛盾和冲突,他提到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无论三自教会还是家庭教会,都先由政府进行登记,而非像目前政府规定的一律加入官方的三自教会。教会的登记活动应该像社团,非牟利机构向政府登记一样简单,只是一个经济和法律定义的确认,把教会的地位正常化,而非强制要求登记者接受某种政治控制。”盼望中国的家庭教会可以在比较健康祥和气氛下成长,幷减少和官方三自教会不必要的冲突,而使福音得著更大的扩展机会。

    当中国家庭教会像雨后春笋般增长时,撒旦的攻击也随著猛增,异端邪教的活动也同时滋生蔓延困扰著教会。最令人难过的,竟然大部份的异端邪教都是中国“土产”的。像东方闪电,呼喊派等,为什么中国教会(特别是农村教会)会成为异端发展的温床呢?简单地说,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家庭教会由于比较封闭,幷不受到政府或其他教会的监督,在“相对自由”下,很容易自说自话,谬解圣经而出现了不少异端。

    所以,如果要尝试解决异端的危害,最迫切的课题就是在领袖的神学培训,信徒的真理装备上,进行不同层面的教育,使得中国教会能行在真理之中。而各地区的家庭教会开办的全时间圣经学校和神学院从1980年代末开始陆续出现,保守估计到2006年1月,这类神学院在中国约有1600多家。而家庭教会开办的神学院多数有一些海外神学院的背景,或是资源上的支援;而事实上中国教会当前最大的需要:就是神学教育与领袖培训。盼望中国教会能在神学训练上造就出更高素质的领袖,以回应时代的需要。

    甚愿中国的家庭教会在新时代中能够稳步向前,走向更合神心意的道路,幷且能与时幷进,配合今日中国教会的发展和需要,将福音传遍整个神州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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